刘永强沉默了。

沈莫北把烟掐灭在搪瓷缸子里，看着刘永强，目光很沉。

“再说了，”他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，低到只有两个人能听见，“您的事，本来就不该那么算了，一个为国家流过血的老军人，就因为说了几句真话，就被扣了帽子、开除了党籍、遣返回了老家——这种事，不该就那么算了。”

刘永强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，他没有擦，任凭泪水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，一滴一滴地落在膝盖上，洇出几个深色的圆点。

“沈局长，”他的声音哽咽着，“您说吧，您想听什么，我全都说。”

那一夜，槐树巷17号的堂屋里，煤油灯一直亮到了后半夜。

刘永强从小时候和严世铎相识开始讲起，讲起了后来自己出去参军，讲他如何在战场上负伤，如何在五三年转业，如何在棉纺厂保卫科一干就是四年，如何在五八年春天的那次科务会上说了那几句“不该说的话”——“保卫工作不能搞运动那一套，该查的查，该防的防，不能为了凑指标把正常工作搅乱了。”

他讲顾长河如何找他谈话，如何拿出那份盖着老家公社红章的假材料，说他家是地主成份。

他讲自己如何申辩、如何申诉、如何写了无数封信却石沉大海。他讲自己如何在被开除党籍、开除公职的那一天，站在棉纺厂的大门口，回头看了一眼那栋他工作了四年的办公楼，然后转身走进了雨里。

他讲自己如何被遣返回老家，如何在村里被人指指点点，如何靠给生产队放羊挣工分糊口。

他讲自己如何在无数个深夜里，躺在土坯房的木板床上，睁着眼睛望着黑漆漆的房梁，想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。

他讲这些的时候，声音一直很平，平得像一潭死水，没有愤怒，没有控诉，甚至没有悲伤，他只是平铺直叙地讲，像是在讲一个别人的故事。

可正是这种平静，让沈莫北心里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。